每天上下班的路上，總會碰上一些年輕人在路邊散發(fā)傳單，“不好意思，打擾您一下，這是某某健身房的優(yōu)惠券，辦一張年卡只需要398元，超級劃算”，諸如此類�？吹竭@些年輕人在凜冽的寒風中，從早晨辛苦地吆喝到傍晚，卻遞不出幾張傳單去，也頗讓人心疼。但是僅憑在大街上隨便看看你的傳單，就讓別人花錢去辦卡，憑什么讓我相信你呢？

　　這幾年人們的警惕性確實提高了不少，這也難怪，看看那些臨街的店鋪，一年半載的就有可能易主，你剛在這家美容店辦了張優(yōu)惠卡，再去的時候變成了干洗店。存在卡里的錢取不出，消費者只好去維權。最常見的就是把記者叫來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訴說遭遇，記者打電話采訪店家，回應往往是一句“您撥打的號碼是空號”，消費者真是欲哭無淚。

　　人們在消費中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是應該的，不過將其發(fā)展到對周圍的人和事物均持懷疑態(tài)度，則有些反應過度了。這些年來行騙者不少，不過“無商不奸”的古訓，也有深廣的影響，而且這一點還可以從古代法律中得到佐證，比如在明朝的法律中，就有在糧食中摻水摻沙，比照在官鹽中摻水摻沙進行處罰的規(guī)定，這似乎從反面印證了“奸商”的存在。商業(yè)社會中雖然不乏奸詐的商人，但“無商不奸”則難免有以偏概全之虞。

　　其實從浩瀚的古史中，要找出正面或反面的例子都是很容易的�？傮w來看，中國歷代王朝所普遍采行的多是重農抑商政策，加上儒家重義輕利的觀念，商人逐利似乎天然具有一種道德上的瑕疵。不過，盡管有重稅、科舉考試等方面“困辱”商人的政策，使得古代商品經濟欠發(fā)達，但仍阻止不了商業(yè)文化的發(fā)展。而一個行業(yè)的存在，必然需要從內部形成一些自律和自我運行的機制。試想如果真正是無商不奸、每個商人做的都是“一錘子買賣”的話，商業(yè)自身很快就會萎縮以至消弭，根本無需外力的摧毀。在古代政府打壓、法律規(guī)制、社會困辱的大環(huán)境下，仍然有如清明上河圖中那樣的市場祥和與繁榮，這與大部分商人能夠公平買賣、誠實經營、恪守商業(yè)信用有很大的關系。

　　商業(yè)貿易離不開資金的周轉與流通。所以，即便是前現代時期，金融行業(yè)即銀鋪或銀號的信用，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。銀號的業(yè)務主要是兌換銀錢、存放款。曾在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王毅先生的文章《中國走向公民社會的困難、可能與路徑選擇》中，讀到齊如山先生在《北平懷舊》中的一個故事。文章介紹，在清末時，北京城里信譽最高的金融機構是恒和、恒利、恒裕、恒源這“四大恒”。同治末年，四恒之一的恒和銀號關門歇業(yè)了，但他有許多銀票還在外邊流通著，一時收不回來。彼時沒有報紙，無處登廣告，只好用梅紅紙半張，印明該銀號已歇業(yè)，所有銀票，請去兌現等字樣，在大道及各城鎮(zhèn)中貼出，俾人周知。然而仍然有許多票子未能回來，但為了信用，只好在四牌樓西邊路北，租了一間門面房，掛上了一個錢幌子，不做生意，專門等候人來兌現。如此者等了20年才關門。恒和銀號對社會倫理和商業(yè)倫理準則的恪守，到了其“恒”如此的程度，王毅認為這的確是我們民族“自生社會”曾經育出的果實。

　　這些“東家”們之所以如此自律，也與其時社會的相對較少流動有關。正如費孝通先生在《鄉(xiāng)土中國》中為我們提供的分析框架那樣，在熟人社會里，禮俗、德行是人際交往的基石，而在陌生的工商社會中，商業(yè)往來中對諾言的踐履，則主要靠法律制度的制約。一位在美國的朋友給我講過她親身經歷的故事。前些年，她在一家經營中國家具的店里買了一套紅木家具，老板是中國人。按照美國法律的規(guī)定，銷售出去的商品均可無理由退貨。在購買家具時，朋友問商家將來是否可以無條件退貨時，導購員答應說沒問題。后來因為要買與家具配套的凳子時，發(fā)現家具有開裂的可能，朋友心里覺得疙疙瘩瘩的，于是要求退貨。然而原來熱情的導購及老板都立馬變了臉，她打過去的電話老板一概拒接。于是朋友給她的信用卡公司打電話說明情況，并將寫有退貨且退錢的購物單傳真過去，很快信用卡公司就把購物款返回到了她的賬上。過了兩月，商店老板派人將家具拉了回去，因為如果他不拉的話，損失的只能是他自己。

　　如此看來，在美國這樣高度商業(yè)化的社會里，人們之間的交易往來并不是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，而是靠一套完善和健全的制度。假如在工商社會中的交易，只能寄希望于遇到“四大恒”那樣的東家時，交易成本無疑會大幅增加，而許多交易也將無法進行。所以當我們遇到在路邊搞促銷的商家時，油然而起的不信任是很正常的。因為只有構建一種完善的制度，營造出讓制度正常運行的氛圍，憑此，才能成為人們互信的基礎。（馬建紅）